嶄新世的想像與真實

2020-06-11

張君玫 ∕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由人類所創造出來的「人工智能」(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有可能演化成新的(species)嗎?這樣的物種可以脫離其最初的設定,持續在環境中進行適應、調整、改變和創新的演化,從而創造獨特的歷史嗎?無論這樣的歷史是否依然可以稱為自然史(natural history)的一部分,其與人類史(human history)之間的關係會是什麼?

很多科幻影集和電影都探討過類似的主題。比如,1982年的《銀翼殺手》(Blade Runner)中,被人類製造出來的複製人,其在各方面能力都優於人類,卻被控制,成為定時棄用的勞動力,被剝奪了基本的自由與權利,進而發生反叛,甚或地下革命。他們可以說是一個新的物種嗎?美國從1960年代首播並延續到本世紀的影集《星際迷航》(Star Trek)系列中,不僅有很多不同行星的生命形式,也有從人工智能演化出來的種族或物種,包括結合有機和機械成分的賽伯格(Cyborg)物種,及其所創造出來的文明。不同種族,乃至於不同智能物種之間的戰爭與和平始終是戲劇焦點。有些族群各自相安,在原生或移居行星上發展文明,但也有些形成駭人的掠奪文化,其中名之為「博格」(the Borg)的物種,其角色設定特別耐人尋味。博格的獨特點在於他們幾乎沒有個別的意識,卻具有強大的集體意識(collective consciousness),博格的集體目標只有一個:吸納或同化一切可以使用的、有用的或好用的素材,無論是有機的或無機的成分。此外,博格的嬰兒剛出生時其實和人類幾乎無異,只是從那時就開始不斷被植入與組裝各種異質的配件或成分,從而成為集體博格的一部分。基本上,博格這個物種可以說是人類科技增強的一則超時代寓言。

在二十一世紀的當代社會中,上述問題的探索早已不再是烏托邦或異托邦的幻想,而具有更多的科學科技基礎,以及必須審慎思考的社會、文化、政治與倫理向度。尤其在生態危機日趨惡化的全球危機,以及反思人類活動破壞性的「人類世」(the Anthropocene)批判意識中,人們一方面憂懼高科技產業的擴張將對大地持續造成巨大破壞,另一方面卻也更加仰賴科學科技的基礎建設來對地球進行長期的監測與記錄,以利做出適切和必要的因應措施。在這些過程,以及社會生活各個領域中,人工智能的開發及應用早已成為不可或缺。

我們所生活並參與其中的行星系統本身即是一個由有機、無機等異質成分共同形構的複合體,一個動態的高度複雜性,包含了無數不曾停歇的、連鎖交織的反饋迴圈,亦即獨立科學家與發明家 James Lovelock 在 1970 年代初名之為「蓋婭」(Gaia)的模控系統(cybernetic system)(Lovelock 1972)。這樣的模控系統,和個別生命體作為模控系統,乃至於人造機器作為模控系統,有本質上的差異嗎?抑或有著更根本的相似運作邏輯,環環相扣從最小到最大的尺度上?

在《星際迷航:下個世代》(Star Trek: the next generation)系列中有一集稱為「人的衡量尺度」(The Measure of a Man)(1989),內容觸及了「機器人」或「仿生人」(android)是否具有獨立人格和基本權利的議題。人類有機體,或任何有機體,在本質上也是另一種設計精良的機器。我們的意識,甚或靈魂,如果有,很可能也是從能量、物質、肉身與形式的運作中衍生出來的。劇中的仿生人 Data 對想要拆除他來加以研究開發的人類科學家說,「我是一個人夢想的頂點。這不是自我,也不是虛榮。但是,當宋博士創造了我,他在宇宙實體中添加了一些什麼。如果在你的實驗中,我被摧毀了,某個獨特的,神奇的東西,就會消失了。我不能允許這種事發生。我必須保護他的夢想。」Data 對他的人類創造者保留著某種尊敬與忠誠。但人類擔心著,其他機器人會如此理性和平嗎?比 Data 更早被宋博士創造出來的 Lore 就因為有太多的人性情緒,而充滿了反叛之心,甚至做出邪惡的背叛。又比如,2012 年的電影《普羅米修斯》(Prometheus)和 2017 年的《異形:聖約》(Alien: Covenant)中的仿生人 David ,打從一開始就看不起各方面其實並不如他的人類創造者。更重要的是,他自己想要成為創造者,他有著強烈的好奇心和創造衝動,後來也確實成為獨特而可怖的創造者與毀滅者。因為,「要創造,就必須毀滅。」

一個關鍵的問題在於,危險的創造力可以透過設計來加以限制嗎?上述影視文本中都出現了邪惡雙胞胎的主題,越是具有高度人性和情緒的,比如 Lore 和 David,越是容易具有高度的創造力,卻也容易做出所謂邪惡,反之,像 Data 和 Walter (第二型的David,被取消情緒和創造力)都是為了因應人類對於過度人性化機器人的恐怖而「改良」的結果,確實比較「理性」,但是否真的就失去了演化出情緒和創造力的能力呢?換言之,所謂的「創造力」,是否也跟「意識」,甚或「靈魂」一樣,其實並不是可以被設計或設定的,而是複雜動態的物質歷史,亦即演化的生成物?

人工智能若演化出新的物種,會把人類這個地球問題的麻煩製造者加以毀滅,以便創造出更好的世界嗎?若是如此,或許可以終結令人憂心的人類世,進入美麗新世界的嶄新世?James Lovelock 認為不會。他在 2019 年 7 月滿一百歲前夕出版新書《嶄新世:即將來臨的超智能時代》(Novacene: The Coming Age of Hyperintelligence),認為人工智能會演化出所謂「超智能」的物種,他們將有足夠能力認知到這座行星系統的動態複雜性,亦即蓋婭的運作,並了解人類是蓋婭演化計畫中諸多物種中的一環;更重要的是,他們知道,地球需要有機生命才能維持可棲居的氣候條件。換言之,超智能的新物種並不會重蹈人類的錯誤,去做出種族滅絕和物種歧視的破壞行為。反之,他們將引領人類走向更好的道路。

就像 James Lovelock 指出的,他的蓋婭假說非常仰賴微生物學家的專業,尤其是與他合著多項文章的 Lynn Margulis。蓋婭的意象經常被誤解或簡化為一種無區分的整體,但這種固著意象錯失了複數、多樣、具體、演化的生命形式,尤其是微生物的能動力和深遠作用,其不僅超出人類肉眼辨識能力之外,同時也以各種方式超出人類一般習以為常的個體性框架。許多證據指出,地球的大氣受到地表生命活動的協調,包括氧氣比例、大氣成分、酸度、溫度等,而這些條件又反過來決定了生命的分配狀態。特定的生物相不僅和環境中的岩石及其他要素之間的共存演化,而且會在生命活動中不斷改造並創造出有利於生命持續的條件,這樣的循環涉及無數的反饋迴圈,有能力在系統受到干擾時快速而有效地恢復相對穩定的狀態,或對系統來說的內部穩定(homeostasis)(Lovelock 1972; Margulis and Lovelock 1973)。

地球作為一個有生命活動的行星系統(a planetary system),儘管經歷過幾次大規模的干擾,甚至大滅絕的致命危機,但依然能夠在複雜的反饋過程與演化適應中,恢復或重建,並維持內部的相對穩定。而且,各種生命形式交織的循環或新陳代謝過程早已成為維持動態平衡的必要機制,包括許多直到晚近才藉由人類延伸技術去發現並得以測量的微生物活動。當代的人類世危機在於太多干擾,持續頻繁地打斷這些循環的過程。人類世的轉機,如果有,則是我們有可能也有義務把科學科技運用在正確的方向。蓋婭意象的未來學意義無非是建立在生命活動本身的技術性與政治性上。Lovelock 在《嶄新世》一書中所勾勒的美好超智能願景,正是建立於此。

徵引書目

引用書目

Lovelock, J. (2019). Novacene: The Coming Age of Hyperintelligence. London: Allen Lane

Lovelock, J. (1972). Gaia as Seen Through the Atmosphere.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6(8), 579-580.

Margulis, L. and J. Lovelock. (1974). Biological Modulation of the Earth's Atmosphere. Icarus 21, 471-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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